其一，在开放的国家对象上，坚持向发达国家开放与向发展中国家开放更好结合。
究其实质，以金融衍生工具为载体的投机活动必须基于预期，而且往往必须基于对多数人高阶预期的预期。来自基础分析的信息，例如微观金融层面的企业资产和经营状况、会计和统计指标变动，和宏观金融层面的政策与法律变动、国民经济指标变动、国际关系重大事件……，这些数据分析，主旨不是要揭示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是要预期将要发生的事情。
最后，理性的市场参与者还必须将他想象中的其他市场参与者的上述的决策行为，从个体的集结为群体的，借助于例如前景理论或统称为决策与判断的各种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二阶的和三阶的判断。由于有限的理性能力，情绪、记忆与学习，以及与此相关的认知、偏见与判断等现象的心理学研究，在行为理论中占据重要位置。例如，基于市场经济各类指标的波动，我们抽象出下列特征事实：存在5年和25年的经济周期，存在投资的周期性波动，存在失业率的周期性波动，存在技术进步速率的周期性波动。这一比率越低，流动性也就越低。古希腊人认为，青年人的理性思考能力随理解力的增加而增加，在大约45岁时达到高峰。
(2)批判性的思考方式，旨在为每一知识模块以及每一核心概念划界，也是在划界(demarcation)这一活动中体现着康德式的批判思考。作为对比且与此互补的是被称为应试教育的专业化教育方法的两大特征：(1)局限在特定知识模块内部的分析性知识。综上所述，金融创新要服务现代经济体系建设，建立普惠金融体系。
第一，外延式扩张模式已至末路。中国既然已经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当然就要表达中国的声音，要告诉世界中国的诉求，我们不再只是被动地接受别人强加给我们的所谓规则、所谓的最佳实践。三、金融业挑战、创新创业与普惠金融体系建设 我们要了解我国金融业面临的新挑战，当我们谈论转型、新时代，就必须建设好现代金融体系，因为当前的金融环境正在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四、金融创新、数字普惠金融与以人为本 如果不做改变和创新，就不能解决成本问题、效率问题和进入门槛问题。
然而，数字技术的进步正在改变这个前提条件。近期国家领导人适时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一个不能掉队的要求。
有度是指政府不能替代微观机制去配置资源，宏观调控的目标是创造环境，让市场去配置资源。金融业是一个特许经营行业，制度性准入门槛导致了现行金融机构存在制度性利差，可以坐地收钱。第一，现代金融必须服务实体经济，并且服务于每一个人，无论什么时候都得坚持这一点。以下这三点是金融工作会议上对于金融业发展方向的概括。
金融的主体作用是引导资源配置，依靠什么引导。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如何建立现代金融体系。产权制度问题解决了之后我们就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保证要素的自由流动。对应的现代金融也有这样几个要求。
第三部分内容是指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八届五中全会和十九大报告多处提到产权，包括农村土地产权。
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合理分工、联动互补、协调发展，而并非仅仅是我们一贯强调的商业性金融。目前，我国劳动生产率较低，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
首先，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方面是产权制度。首要原因就是造成的不公平现象。它史无前例的迭代速度，使得使用新技术的各种服务行业（特别是金融业）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普及化、规模化。比如，他们对我国相关的数据存在理解偏差，主要包括两类数据：一类是地方政府债务，根据中国的法律，很多地方债务平台是企业债务，他们将其错算成了政府债务，致使他们的债务数据整整比我们的估算数据高了17个百分点。即：经济更多的是现代化经济，金融更多的是现代金融。举例来说，对于普惠金融，若遵循现在的金融体系，金融机构是很难盈利的。
十九大报告发布后，我想，金融应该与新经济相对应。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把我们的目标定为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
（来源：BRI观察） 进入 李扬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金融体系 。因而我们需要开展国家货币金融政策的协调，不断用最新科技改造金融运行的基础。
这部分内容阐述了一个总体概念：我们的经济开始转型，并开始迎接新时代，也即高质量发展，而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系。第五，开放性经济体系建设。
第二，发展环境将彻底改变。其中，我认为和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的有三部分内容。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的重要表现就是用浪费的方式生产产品。当我们进入新时代，便一个不能少，一个不能掉队。
传统上，金融就是嫌贫爱富的数据表明，美国的科技型公司上市的平均年龄也越来越长，2014年是11年，1999年的时候是四年，但是在资金方，投资人在美国的一级市场投资的平均时间是七到十年，资金来源方的期限与退出的时间差距在扩大。
从这个数据也可以看出，中国的PE、VC行业会面临一个非常显著的洗牌。因此，当前的金融体系要更好地发挥支持新经济发展的功能，就需要对原来的运行体系和框架作出一定的调整，不仅商业银行体系是这样，资本市场体系同样也是这样。
今天利用这个机会，我想就此谈点个人看法，不代表任何机构的意见，纯属个人作为一名研究人员的看法和意见。这段时间以来，各种各样的投资机构对于新经济的上市融资、以及前一阶段的创新板咨询意见十分感兴趣，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有机会接触了不少的高科技公司。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美国资本市场上这些年前十大市值上市公司的变化，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产业的演进轨迹，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美国的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近年来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新经济占比在明显上升。不过，现在全球都在关注促进创新，促进金融资源与科技的融合，促进金融体系更高地服务于新经济，这就需要金融业者更为了解一点科技专业知识，更好地识别新经济的金融诉求和特征，更多地了解新经济的前沿动态，使金融体系更好地推动这个波澜壮阔的经济金融创新进程，这样金融市场必然会因此获得更大的活力。这实际上也是由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决定的。例如，为了平衡市场融资诉求与投资者利益，是不是需要对特定阶段的企业上市做适当的投资者群体的适当性的限制？差别投票权制度下应当如何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当然，这些问题在许多市场上已经有了很多成功的探索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从中国的产业政策观察，其实近年来也是在不断明晰化，在积极支持新经济的发展。这实际上对公司发展不利，也对于外部只是想分享公司成长的一级市场投资者也不利。
市场调查表明，达到一定规模的新经济公司，对于差别投票权的关注度也非常高。回顾2017年的中国股市波动，不同产业的分化也很显著，如果模拟一下组合，例如大家在2017年初投中国A股每个行业的龙头，那么全年的组合盈利应当超过60%，但是，指数上涨，多数股票是调整的，所以市场上流传的调侃是：在指数创新高的同时，自己持有的股票跌了不少，是所谓涨出了新低，市场集中关注的是行业龙头、已经创新能力强的新经济公司。
香港准备怎么改变现有的融资制度来适应新经济的需要？最近香港交易所推出的咨询意见稿，体现了一部分设想，当然最终的确定，还需要香港交易所与市场主体、监管部门、港府主管部门等之间的不断修订完善，最终的方案也有可能与咨询方案中有这样那样的调整，这是很正常的，关键还是是否能适应新经济的融资需求这个根本。在支持新经济方面，香港资本市场就一度是滞后的，香港市场的投资者长期偏爱稳健的、有充足现金流的公司，这种相对传统的投资理念，不利于吸引新经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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